西汉早期草叶花卉纹镜：汉唐铜镜纹饰特点及兴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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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宇

《光明日报》( 2023年09月03日 09版)

西汉四神八乳博局纹镜

东汉浮雕龙虎纹镜

东汉伍子胥画像镜

西汉草叶花卉纹镜

东汉重列神人神兽纹镜

西汉博山钮星云纹凤鸟纹镜拓片

【学人谈】

《旧唐书·魏徵传》记载着这样的话语，“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铜镜它不仅属于古人平日里用来照面饰容的生活用品范畴，更是东方智慧跟美学的集中体现所在。就如同近代学者罗振玉于《古镜图录》里所作出的评价那般 ，“刻画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焉者，莫镜若也。”。

眺望中国铜镜发展历程，战国之前的铜镜注重纹饰但铭文稀少，宋代之后尽管纹饰与铭文同等重要，然而辞旨却走向衰落卑微之境，真正能够被称作“一件器物而具备三种良好完备之处的”应当是汉唐时期的铜镜。其中，汉代铜镜纹饰的丰富繁杂多样且彰显典型代表性，这里仅针对汉镜纹饰的特点简要叙述一两点。

笔者参与编纂《中国铜镜图典(修订本)》之际，曾针对汉镜纹饰予以梳理。探寻其兴盛缘由，一方面在于西汉早期草叶纹铜镜，汉镜纹饰承接了战国时期楚国纹饰的妙处，进而形成西汉早期所说的“楚风汉韵”；另一方面是因，汉代人把自身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做了艺术化呈现，将现实跟想象里的世界融汇于铜镜背面的纹饰中，从而造就其独特模样。

草叶纹、星云纹、连山纹、水波纹、云气纹等均源自自然，然而在铜镜里面，这些纹饰借由不一样的变化以及组合又被给予了全新的含义。比如说，草叶纹时常跟花枝纹、麦穗纹组合在一起，有着五谷丰登、硕果累累的寓意；还常常和蟠龙纹、博局纹相结合从而具备了“神草”的意味。《山海经》里存在不少关于仙草的记述，汉代人把它引入镜中绘制成芝草的形状，要么放置在山巅，要么放置在云端，要么握在羽人手中，并且配上铭文像“徘徊名山采芝草，寿如金石为国宝”。哪怕是同一类纹饰，因主题有别，就会展现出大不相同的样子，有的简约，有的繁复，有的硬朗，有的柔和，极具设计感与装饰韵致。

西汉中期时，星云纹开始流行起来西汉早期草叶纹铜镜，并且常在纹饰的正中放置博山形镜钮，平视它就好像群山连绵不断。试看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所藏的“博山钮星云纹龙纹镜”以及“博山钮星云纹凤鸟纹镜”，工匠怀着极富巧思的心思将四方星辰串联起来组成顾首盘桓形状的龙凤星图。能够想象到，夜晚的众山之巅峰群星闪耀璀璨，旋涡状的星云与灵兽状的星宿二者交相辉映，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那是独属于汉代人的浪漫。

西汉末年的晚期阶段，博局纹同连山纹、水波纹、云气纹等纹饰相互组合，这绝对是汉代人独具匠心的巧妙创作，其风格所展现出的气象极为盛大无比哟。

博局纹，也称为“规矩纹”，是因为纹饰里含有的“L”纹、“V”纹，和古代测绘用时使用的规、矩形状相近，再加上汉画像石里常常有伏羲女娲手持规矩的图案，所以得到这个名字。西汉晚期的时候，有些绘有这种纹饰的铜镜上面会铸有“刻镂博局去不祥”这类的铭文，学者们大多觉得这是对铜镜纹饰的具体描述，所以把它改称为“博局纹”。

依据考古方面的资料来看，博局纹铜镜开始于西汉早期，在西汉晚期的时候盛行开来。要是把博局纹铜镜的镜钮设想成是一个能够持续向上提拉的点，这时候随着镜钮的升高，整个铜镜自内向外逐层升起的纹饰就会构成一个立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呈现出天圆地方的状态，中间的那个最高点是北极星，连珠纹仿佛宇宙里的众多星星。钮座上经常能见到的四瓣方花纹指明了东南西北方向，有时会在四瓣花之间再加上四瓣花，一同遥指着八荒。方花纹的外边常常会环绕十二地支铭文，铭文的外面被均匀地分成四个区域，在时间方面象征着春夏秋冬，在方位方面也代表着东南西北。在这四个区域中间或者放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二十八星宿，刚好和十二地支的具体方位相对应。曲道之间经常设置八乳，就好像八个高大的天柱，把苍天支撑起来，八乳的外面又常常环绕着内向连弧纹或者小连珠纹，如同柱础，让它更加稳固。有的时候在曲道之间还会放进日月、羽人、仙草、麒麟等纹饰，给铜镜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审美内涵。

博局纹铜镜在外区，常常是于连山纹之外去装饰水波纹或者云气纹，前者象征着群山之外就是大海的那种宏阔宇宙，后者代表群山之上云雾缭绕的胜境。有意思的是，在内外区纹饰交接的地方，在天地之间起到连接作用的一般是一圈前后相继的铭文，似乎在表明源远流长的汉字所拥有的力量。作为汉镜艺术的精髓，博局纹铜镜凭借其严谨、精巧的布局设计，营造出一种深邃、玄妙并且极具韵律感的和谐之美，给观看的人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

在东汉早期之时，以神话人物作为主题的浅浮雕画像镜渐渐流行起来。于人物之外的其他各个区域，有时候会绘制有白虎、天马这类瑞兽，或者伴有车马出行、玉女盘舞等纹饰。在这一时期的画像镜，还会把历史人物当作主题，将周公、孔子、夫差、勾践、伍子胥、范蠡、王昭君、西施等人引入镜中，凭借多样视角去描摹客观世界，观照现实生活。

与此同时期出现的，是高浮雕龙虎纹镜，龙虎呈张口相对状，雄健身躯自镜钮下穿行交汇，寓意强盛之气与种种造化因关联而生，如长沙博物馆所藏“浮雕龙虎纹镜”，其在设计布局时采用左龙右虎的图式，细节刻画精细至极呈纤毫毕现之态，极具视觉张力。

东汉中期末段，画像镜与龙虎纹镜渐渐走向式微，此时，同样以人物、神兽作为主题的半圆方枚镜以及重列镜开始异军突起。这类铜镜，在浮雕技法方面，充分汲取了前镜的精髓，然而在造型、构图上，却又做到了前镜所无法企及的程度。各类人物，都以飒爽的姿态，鲜活地跃然于镜上，神兽造型，惟妙惟肖，其动态各不相同，多样的艺术面貌，为人们带来了极致的审美享受。

匠心不会腐朽，能映照千秋岁月。全面观察两汉时期的铜镜，不管是其形状或者是蕴含的意趣，都十分形象地展示出我国传统的文化具备极为高深广博的内涵。汉镜的纹饰塑形极为奇巧奥妙，形态结构特别严谨精密，所展现的想象力雄奇非凡，寓意丰富多样，对于当今的美术设计以及艺术创作依旧有着重要的可借鉴价值。

作者是鹏宇，其身份是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哲学与文化创新研究院的副教授。